中国经济这二三十年有飞速的发展，可是我们的大学所培养的在科技方面顶尖的人才，是极少的，人文社科方面那就更惨，在国际上没有什么话语权。现在不是提倡文化战略吗，国家希望文化的软实力增强，可是大学的这般状态，并不适合当文化建设的推手。我们对“钱学森之问”，还是没有交出认真的答案。

　　进入今天这个话题，先请大家思考一下，大学到底有什么用？提这个问题似乎很“傻”，因为谁都有现成答案。比如，大学就是培养人才，就个人而言，上大学就是为了今后能找个好的工作，等等。这些回答都没有错，或者说可以理解，但起码是不完全的。大学肯定要培养各方面人才，但如果办学的目标就限定于此，这可能是短视的，工具性的。钱学森先生临终提问：为何我们的教育培养不了杰出的人才？看来的确需要反思。很可能是定位出了问题，用工具性思维来办大学，定位太功利，太实际，只想出人才，反而难于出人才。

　　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大学的办学指导思想，可以说都是以政治性、工具性的思维为主导。上个世纪50年代院校调整，中国的大学普遍被改造为采用苏联模式，学校着重做两件事，一是意识形态培训，二是职业技能培训，目的是为各行业输送又红又专的专业人才。和解放前相比，那一段时间中国高校数量、规模有很大的发展，也确实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但那时大学的功能被限制，成了完全按照国家的方针计划生产实用人才的机构，而不再是科学文化中心，更说不上思想库，大学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下降了。大学的文化使命被简化为政治思想的灌输，大学的学业就是培养听话的“螺丝钉”。

　　记得当时，每年新学年开学，清华大学挂出一条大标语就是“欢迎你——未来的工程师！”这所大学当时的定位很明确，就是培养实用的建设人才。到“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全盘控制思想文化领域，人才的培养受到严重干扰，像北大、清华等大学出现“梁效”这样的御用写作班子，大学失去了灵魂，被绑到政治斗争的战车上，“文革”结束后，大学恢复招生，上个世纪80年代前期，思想极为活跃，学风相对自由，有些大学在社会思想解放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学特有的文化辐射功能有所恢复。这是我国大学教育很难得的一个黄金时段。

　　最近20年，高校纷纷合并扩张，招生规模急速膨胀，部分专业学院转向综合化，科研得到重视，素质教育提上日程，但市场化的入侵，使工具性的办学思维变本加厉，只是由原先服务于政治变成服务于市场。加上在一些人眼中，大学是敏感地带，意识形态的弦一直绷紧，大学的改革落后于任何其他部门或领域，其畸形发展有日益严重的态势。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学办学强调政治挂帅，实用为先，这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期，务实的甚至带有政治功利性的办学思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那时国家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做，办大学要纳入举国体制，人们也难于超越地看待大学的功能，所以几十年来，办大学都是很政治化、功利化的，缺乏长远的眼光。我们不必责怪历史。

　　问题是现在时代发生了变化，社会转型，国力强大，空前开放，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办学的条件好多了。在新的形势下，本来我们办学有条件也应当摆脱过去那种工具性思维，有更长远的眼光与胸襟，国家也有这种战略的需求。为什么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知名的高水平的大学？潜台词就是要按照世界的通例与成功的经验来办大学。本来这是个进步，观念发生了变化。可是我们的大学这些年来进步不大，水平不见提升，反而变得更加功利。在工具性思维指导下，所培养的人才也是视野偏狭、缺少创新能力的。中国经济这二三十年有飞速的发展，可是我们的大学所培养的在科技方面顶尖的人才，是极少的，人文社科方面那就更惨，在国际上没有什么话语权。现在不是提倡文化战略吗，国家希望文化的软实力增强，可是大学的这般状态，并不适合当文化建设的推手。我们对“钱学森之问”，还是没有交出认真的答案。

　　所以我们应当反思几十年来的高等教育之弊，要寻找和重新确定大学的定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摆脱工具性的思维。大学当然要服务社会，要培养人才，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是大学的任务。但办大学不能只是想着培训人才。大学的定位要高一点，要充分考虑大学的功能。如果定位就在服务当前社会，那大学的功能就被缩小了。办大学主要为的是什么？是给社会提供一个精神的高地、文化的源泉，在这前提下，形成大学特有的文化氛围，然后培养人才、从事科学研究，等等，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事实证明，办大学只想着意识形态灌输和技术传授，这种狭隘的思维模式既培养不了杰出的人才，也不可能和世界一流的大学竞争。

　　大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西方很多有名的大学，也是经过多年的历练，才最后成为科学文化的中心，成为精神的高地。所有著名的大学对于社会都有文化导向作用，这种导向是因为既关注社会，又能适当超越，和社会现实生活保持一些距离，有相对的独立性。大学不能和社会混同，应当有理想，有批判精神，有自由的空气，创新的氛围。大学应当比社会“纯净”一些，是社会的特区，是文化建设的实验场。大学集中了一批知识精英，作为社会良知和理性的代表，超越利益集团，是制约利益冲突，促进社会稳定进步的力量。大学文化的使命是培育公民的自我意识、独立意志、公平竞争、社会责任、公共道德等理性素养，而不只是专业技术。大学的精神不是靠习俗或道德来维持，而是由学者和大学生源源不息的追求来支撑。自由的思想探索、批判的意识、学术的切磋、独到的发现、大胆的创新、个性的充分发展，都是大学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大学文化向社会辐射，能成为社会文化秩序的建设力量。成熟的大学对社会有超前性、批判性、创造性，不应当满足于服务当前，迎合时尚，不应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重科技轻人文，重操作轻思想。在大学特有的文化氛围中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发掘他们的潜力，这和我们通常讲的专业训练是有差别的。

　　爱因斯坦说，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说，学生在大学里，实际上是学4种东西：一是学怎样读书；二是学怎样做事；三是学怎样与人相处；最后是学怎样做人。

　　都是讲“人”，我理解是大写的“人”，而不是一般说的“人才”或者“专家”，这和我们通常对于大学功能的认识是很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