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工真先生访谈――一段不寻常的教育经历(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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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工真先生访谈――一段不寻常的教育经历(节选)
时间:2013-12-26  来源:中大职业培训学院

 问:您在1978年进入大学校门之前,先后当过一年半知青、八年理发师,现在您如何看待那段经历?
     

  答:我的看法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我生活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我父亲在武汉大学、在全国都是很有名的数学家。小时侯我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当我知道时,他已经被打倒了,是武汉大学的重点批斗对象、“最大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开始时,我初一尚未读完,学校停课,在家里玩了两三年。但珞珈山的小孩和别处小孩玩得不一样。我们这些孩子的父母都被打倒了,彼此之间没有歧视,能玩到一起,家里有什么书,大家都拿来交换,形成非常奇特的文化交流环境。那时家家户户都往外扔东西,所谓“封”、“资”、“修”一类的东西,如西方唱片等,我们一帮孩子就捡起来,所以珞珈山的孩子当时个个都会欣赏音乐,尤其是西方古典音乐。在那个残酷的年代,我们创造了一片小小的“自由天地”,这对我们太重要了。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思考问题了,而且有很强的逆反心理:说这些书籍、唱片不好,到底有什么不好?所以我想,“文革”是一场浩劫,应该否定;但是如果没有“文革”这场浩劫,也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我们在“文革”中创造的这样的小环境,是对“文革”的不满,也是对以后改革开放的支持。
   

  1968年我到湖北省公安县插队落户,1970年招工回城,在汉口江汉路上的“南京理发厅”当理发师,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阶段。理发师要同很多人打交道,和各色人等聊天,不仅能训练人的思维,而且能培养对社会的观察力,所以理发师都很聪明。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晚上我一个人住在理发店里,没有人和我讲话,就自己和自己讲话,大声唱歌,拉小提琴,找书看。我妈妈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工作,借书比较方便。除较高深的自然科学书籍外,当时出版的所有世界名著我都读过,包括历史、哲学、艺术、政治等方面的著作,连演艺艺术类的书(如有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书)都看。八年时间,我不知看了多少书。那时我们看书的动机也和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只是觉得需要丰富自己。后来我搞人文科学,觉得“文革” 那几年我没有白过。我相信现在的大学生对社会的了解不如我们这批人。我们是先读了一个社会大学,然后读正规的大学,正是这段经历造就了我这个人。
   

  问:我听说您的母亲原来是研习康德哲学的,您的父亲李国平先生是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之一,一级教授,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数学家。从理发师到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导,您的家庭对您的成功之路有什么影响?您的学术之路有哪些宝贵的经验?
    

 答: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我始终认为妈妈比父亲重要。小孩子第一个最依靠的人是妈妈。妈妈的举手投足,会直接影响到孩子,妈妈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爸爸经常漂流四方都不要紧,只要妈妈知书达理,孩子就会走得比较正。妈妈不一定非要有很高的文凭,但在做人、看事方面要有一套。孟子的妈妈也没有多少学问,但知道孩子的成长需要好的环境,为儿子搬了三次家,这就是有见识的母亲。随着孩子长大,有了一定的独立性,父亲的作用就更重要了。比如到你1718岁了,将来应该干什么事情,应该怎样奋斗啊,这时候父亲的作用就更大了,这就要看父亲的水平了。
   

  我妈妈是学教育哲学、懂教育的人。有些人写文章,写李国平和他的儿女们,好像我们是父亲教育出来的,错了,是妈妈教育出来的。1978年我决定参加高考,准备报考理科,学数学专业。我父亲是数学家,我们一家人都是搞理科的,很多人认为我肯定考理科,但实际上我很心虚。我只读过一年初中,我的数学很好,但物理、化学没学过,自学时就很茫然。在这关头最重要的人是我妈妈。我妈妈讲:如果我是你,我就不考理科,考文科,搞自然科学学习要讲究连续性,“文革”十年对你来说已经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而选文科,“文革”十年的苦难对你很可能就是一笔取之不尽的财富。我恍然大悟,马上决定考文科,结果非常顺利。后来我们这批人,凡是搞文科的基本上很不错,“文革”的苦难造就了我们的精神财富。中国过去的思想意识形态都是很死板的,我们读大学时,老师都是很教条的。但是,我们在社会上看多了,不教条,在文化上就比较有创造力。
   

  我父亲给了我很多有益的教诲。1978年我考上武汉大学历史系后,父亲勉励我,说真正的学问不是靠老师教出来的,是靠学生自己钻研出来的,唯有能自学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家。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商品经济大潮已经袭来,父亲告诫我:做学问的人要过得了三关,一是不怕受穷,二是耐得住寂寞,三是不为名利所累。因此,想钱的人,最好不要谈学问,学问往往是由一群“傻子”来做的,当他们“傻到头”时,他们就是最聪明的人,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一群这样的“傻子”!他说历史学家最难做,没有左丘失明、司马宫刑后的毅力与决心,怎么有胆量去客观评价天下之事呢?
   

  至于我个人学术之路的经验,我想首先就是要树立一个思想:要靠自己,不能依赖老师。你不可能一辈子在老师身边,离不开老师的人是没用的人。还有就是要爱它,喜欢它。一个人干他喜欢干的事是不知道疲劳的,干不喜欢的事情不仅心烦而且容易疲惫。如果问我为什么会喜欢它,那就太复杂了,当年读书没有想那么多。我选历史,是想把历史当一门科学来搞,历史在人文科学里是最实在的,最难搞的,也是学问最大的东西。
   

  再就是不要急功近利。不是说把这个东西搞出来,我就可以成名,可以拿多少钱,可以得到什么地位,我从来不考虑这些问题,我只考虑我的东西拿出来后能否经得起考验。历史学家的东西拿出来要经得起岁月的考验,多少年后别人还知道你写过什么书,做过什么事,那就了不得了。如果没有两天就被遗忘了,那这个东西显然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我写论文非常注重质量,我发表的论文有40多篇,我最看重的是在《世界历史》、《历史研究》上发表的那八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