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宪涛：永远的教授 孔宪涛：永远的教授
时间：2011-03-09 来源：中大职业培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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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多人赶到上海参加他的追悼会，6000多人来到他家中表示哀悼，近百名海外学者发来唁电……他的儿子孔晓星对记者说：“我一直觉得父亲很普通，可这些天有那么多人来，流着眼泪跟我讲他的故事。我很震惊，原来他是那么受尊敬的人啊！”
（一）
1975年夏的一天，孔宪涛在实验诊断室进行病毒免疫检测实验。由于当时缺乏防护条件，一支碎裂的试管将他的手指割破，他不幸感染了肝炎。
此后的34年中，病魔不停地侵吞着他的健康，肝炎转化为肝硬化，肝硬化又转化成了肝癌！
此后的34年中，他坚守科研一线，在国内首次发现了5种免疫球蛋白分子病，制备了30多种有诊断价值的蛋血清；完成了分子免疫学、基因调控等20余项课题的研究，建立了透明质酸、胶原等10种肝纤维化早期指标的检测方法，为慢性肝病、肝纤维化早期和无创伤诊断提供了重要依据；撰写了百余万字的免疫学专著，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军队科技进步奖13项，获得国家专利10余项。
一位身患绝症的病人，一位颇有建树的科研英才。这么多年，他是在怎样地工作着？
孔宪涛的夫人赵向君回忆说：早些年，实验手段很有限，他就把真菌吃进自己肚子里观察反应；制作免疫制剂，他常常先在自己身上做实验；实验需要正常血清对照，他就毫不犹豫抽自己的血……
孔宪涛的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曹雪涛回忆说：孔宪涛撰写《临床免疫学技术》一书时，正值酷暑，闷热难熬。当时孔教授一家四口人，住着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他头上顶着湿毛巾，耳朵里塞着棉球，双脚泡在一盆凉水里，把膝盖当桌面，或者干脆趴在床上写……
长征医院实验诊断科主任仲人前教授回忆说：慢性肝病是我国的多发病、常见病，难以治愈，是医学研究难题。孔教授前后带着40多名博士硕士进行肝纤维化发生机制研究。在实验进入攻坚阶段的时候，他每天拖着病体，在实验室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我们学生都心痛啊……
今年夏天，由于病情恶化，孔宪涛接受了第二次肝脏手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没有忘记利用自己的病体来进行医学研究。
长征医院普外科主任王强说：孔老作为一个有医学知识的病人，念念不忘把医学上所要反映的问题，通过他自己体验来反馈给我们，包括一些手术的反应和药物的反应。他把有些药物的副作用在他身上的反应描述得非常准确，让我们更了解患者的真实情况。
神经外科教授卢亦成也来病床边探视。孔宪涛拉着他的手，仔细描述自己对疼痛的感受：“你可以搞一个课题，叫‘疼痛的发病机理’，研究一下痛感是怎样形成、传导的，如何有效地抑制？”
孔老，您真正为事业奋战到了最后一息，您是生命的强者！
（二）
“免疫有何难，敢于顶峰攀，科学加苦干，十年定破关。”这是孔宪涛当年写给自己的一首诗。
70年代初，他在翻阅国外《微生物学》杂志时，“免疫”两字频频在他的眼前飘动。他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国内亟待发展的新科学，由此决定了自己的终身追求。
在改革开放之初，孔宪涛领导的检验科只有四间小屋子、一台显微镜、一台电泳仪和一些瓶瓶罐罐。后来，学校集中财力从国外购买了先进的实验仪器。可有了“枪”，却没有“弹”——所有试剂需要进口。而当时的学校，科研基金实在是捉襟见肘。
试剂成了拦路虎，咋办？孔宪涛说，自己研制！
孔宪涛带领几位技术人员在几年之内自力更生合成了溴化氰、碘乙酰胺，制成了抗Fc、抗Fab、抗μ、抗α、抗κ、抗λ、抗C3 等近20种抗血清，为鉴定M蛋白病打下了物质基础。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他们制备了50余种新的试剂，完善了球蛋白分子病的诊断技术，其中近20种填补了国内产品空白。
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好消息接二连三地从他的实验室传出——1978年首次发现我国第一例免疫球蛋白轻链病；1980年又发现并首次报道了我国的第一例γ重链病,1981年还发现了极为罕见的IgA半分子病(全世界只报道5例)。1983年再次发现了一个稀有病种—μ链病,同年他还帮助上海兄弟医院鉴定成功了α重链病。至此,孔宪涛先后在国内首次发现并报道5种免疫球蛋白分子病, 并在总结数百例同类疾病的基础上，提出了此类疾病诊断的8个步骤；提出了鉴别M蛋白病良性与恶性的5个要点。这些都是轰动全国并引起世界关注的医学科技新闻。为我国的医药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国际上争得了荣誉。
在成就面前，孔宪涛没有止步。1981年开始，他带领学生开始了第二个主攻课题——肝硬化形成机制研究。
又是14个年头。经过艰苦攻关，孔宪涛完成了分子免疫学、基因调控等20余项课题的研究，建立了透明质酸、胶原等10种肝纤维化早期指标的检测方法，为慢性肝病、肝纤维化早期和无创伤诊断提供了重要依据，肝纤维化机制和临床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经过孔宪涛呕心沥血的培育，长征医院检验科从最初的一个小小检验室，发展成为一个集科研、教学、检验于一体的闻名全国的大型实验基地和全军临床免疫中心、全军重点实验室、全国指定参考值实验室、上海市靶值实验室，其规模、管理和研究水平达到国内一流。
“努力发现新现象，不断追捕勿懈怠”——这是孔宪涛不断进行科研创新的深刻感悟。通过多年研究和实践，他总结出400余例免疫球蛋白分子病的经验，提出了诊断这类疾病的“八步程序”，全国多家医院先后推广应用，为无数患者带来了福音！
从1981年开始，孔宪涛先后培养了144名硕士、博士研究生。他们中有两名院士、40多名博导、100多名正副教授。他的学生遍及海内外，长征医院一半以上的科主任、上海市数十家三甲医院三分之一以上的检验科主任，都是他的学生。学界说，他为中国医学免疫学界开辟了一片“人才森林”。
有人说，孔宪涛教授的研究生，向来都是精品。他是怎样培养出这些精品人才的？
他对学生的要求严得出奇。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是孔宪涛带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她说，28年前，孔教授给她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刷瓶瓶罐罐。“在实验室里做研究，就得从刷瓶子开始，这检验一个人的动手能力。”孔教授如是说。
那些年，王红阳每天双手各提一桶25公斤的蒸馏水爬三楼，累得满头大汗。刷试管要刷18遍，其中过酸就要过9遍，试管要刷得一点水迹都没有。很快，她理解了导师的一片苦心。
王红阳说：教授让我受益终生的，绝不止是一个课题的学术指导。他用行动而不是用说教让我明白，要有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能力。现在，我也这样教育我的学生，一是尊重别人的工作，一个试管也是有价值的；二是训练动手能力，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实验室流程，要将科研的每个环节都了然于心。
他让学生懂得什么叫“坚持”。长征医院著名肾病专家梅长林，当年读博时做的是一种对肝硬化有重要价值的Ⅲ型胶原蛋白研究。为了进行血液检测，孔教授经常带着他天不亮就赶往奶牛场，因为，Ⅲ型胶原蛋白胎牛皮含量最多。于是，他们帮着工人杀完牛，将胎牛皮慢慢剥下，切碎，冰镇，再急忙赶回家，稍微有点意外，都会前功尽弃。更令人焦虑的是，就算一切正常，也会因不明原因而失败。
七八个月过去了，没一次成功。梅长林找导师，准备改变方向。但孔宪涛的回答却是“不！”在与他一起分析失败原因后，他说：“你已经接近成功了，成功就在坚持之中。”
果然，没多久，梅长林的坚持成功了，著名的“一毫升血，检验出肝硬化”——一个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坚持中获得了。
他让学生把目光放高远。20世纪80年代末，研究生导师往往要求学生上“中华牌”，即中华医学会旗下打“中华”头的医学期刊。这，已经是很高的要求了。但是，孔宪涛却把目光瞄准国际前沿，他鼓励学生打“世界牌”，上权威的国际医学杂志，上SCI。1989年，他的学生葛依工发表了一篇国际论文。他在科里反复表扬，要求向他学习。让国际医学论坛上，要有来自中国的声音。
最先尝到甜头的，是现任长征医院骨科主任王强。上世纪90年代初，王强想去英国读博士后。老外导师一看标书——5篇SCI,二话不说，欢迎欢迎！
还有一件事，孔宪涛的“精品”学生们不约而同都向记者谈起——当年孔教授带着大家自己动手做试剂，其中有一种叫溴化氰。这是一种剧毒物质，合成过程中会冒出足以让人猝死的气雾。
我来！带上防毒面具，孔宪涛一次次把学生们赶到一边，一次次将自己置身险境。
当学生们隔着玻璃罩目睹毒雾中的您时，学到的岂止是如何完成一个化学反应！
（四）
孔宪涛走了。逝世第二天，当医院党委全体常委来到孔老家中慰问时，孔宪涛老伴赵向军从卧室中拿出来一个厚厚的大信封，说：“他走之前特地嘱咐我，说他14岁参军，革命了一辈子，要为党的事业做出最后一点贡献。这最后一份党费是他的心意，请党组织接纳。”
在场的人无不热泪盈眶！人们回忆起，就在病情恶化、接受手术前一天，他还坚持为全院上了一堂党课，用学校和医院的发展历程，阐述了他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大家劝阻他，他却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就让我多做一点事情吧！”
曹雪涛院士这样评价当年的博导孔宪涛：他在临床免疫学上有重大贡献，当时如果申报院士也是够格的，可惜那时没有这个意识，错过了机会；他有海纳百川的胸怀，让学生站在自己的肩膀上超过自己，培养的学生一个比一个优秀；他的实验室成为人才的摇篮，发挥出很大的辐射作用，人才辐射到科研、临床、教学的各个方面。
孔宪涛让学生站在肩上攀登。凡是师生共同完成的论文署名，学生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他一律拉到后面。“我对你们的要求，就是超过我。”这是孔宪涛常说的话。“你们的论文，我要一看就懂，会令我失望；如果我一下看不懂，要通过学习钻研才懂，那才有希望。”
科主任的头衔和那些学术职务，孔宪涛全部提前请辞，把学生推上去。现任实验诊断科主任仲人前博士毕业后，孔宪涛先后推荐他到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澳大利亚亚得里克大学著名临床免疫实验室深造。仲人前学成归国后，孔宪涛主动提前从科主任位置上退下来，仲人前接替了他。
孔宪涛是一级教授、“双博导”（消化内科、临床免疫），并担任中国免疫学会副理事长、全军检验学会主任委员、上海免疫学会理事长等学术职务，获得了“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全军优秀科技工作者”等殊荣。然而，参加社会活动，他很少要医院派车。有一次，因为骑自行车到政协礼堂开会，他这位市政协委员被门卫挡驾。还有一次，他挤公共汽车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稍有迟缓，竟被后面捅上来的人挤倒在地，摔成踝关节骨折。
孔宪涛离休后，一如既往地按时上下班，或指导学生开展科研活动，或审阅修改学生的学术论文。他有个形影不离的包，里面鼓鼓囊囊全是待审的稿件。出差开会，只要有时间，哪怕只有几分钟，他也会拿出一篇稿子来翻翻，划上几笔。去年10月，他坐火车去西安参加全军检验年会，36小时路程，他审阅了12篇论文。
孔宪涛的学生，不少都已过知天命之年，谈起导师，都像孝顺的儿女，情思绵绵。有的说，他是我事业上的恩师生活上的慈父；有的说，他有无穷的人格魅力，让我终身受益；有的说，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
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作为孔子的第72代孙，他让我们感悟了什么叫做“师道”。
孔老，您是我们永远的教授！
短评
奏响知识报国的时代强音
一个俯身甘做垫脚石的人，为什么却站成了伟岸的山峰？一个从没想过留名的人，为什么却被人们深深铭记？从孔宪涛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风采、一代名师名家的风范，更深切感受到了奏响知识报国时代强音的神圣使命担当。
孔宪涛的一生是知识报国的一生。从14岁参军、18岁入党，他始终战斗在医疗教学科研第一线，向着世界医学高峰不懈攀登，成为我国临床免疫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一辈子忠诚于党，坚定不移跟党走；一辈子开拓创新，瞄准世界学术最前沿；一辈子无私奉献，为人民忘我工作，为军队和国家培养人才。
我们党的伟大在于，不仅善于把千百万劳苦大众集聚在自己的旗帜下，而且善于把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其他一切先进分子集聚在自己的旗帜下。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漫漫征途中，一代代科技教育工作者像孔宪涛一样，倾情播撒知识的火种，奋勇抢占知识的高地，无悔地奉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青春。
世界新一轮军事变革的内核是科技，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呼唤知识型军人。今年，十几万大学生应征入伍，知识报国、科技强军再一次成为时代强音。可以预见，今后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学士硕士博士，投身到军队现代化建设中来。可以说，党和军队的伟大事业呼唤千千万万个孔宪涛式的知识型军人。
孔宪涛虽然已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在，他的风范长存。他的感人事迹是对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诠释，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军科技教育战线知识报国的又一典范。他让我们懂得，一个人的人生高度不是职务的高度，而是精神的高度；一个人的价值大小不在于索取了多少，而在于为党、国家、军队和社会奉献了多少。
10月31日上午10时，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哀乐低鸣。
77岁的孔宪涛教授安详地躺在党旗和鲜花丛中，永远地睡着了。
为他送行的人们，个个眼含泪水，神情悲痛。
远在美国休斯敦的学生姜傥发来唁电：“惊闻孔老遽归道山，骇惋莫名，哀戚万分。所恨路途遥遥，远隔海天。痛悼实深，唯万里敬奠致唁，寄托哀思。”
“教授走好！您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1000多名海外内学生得悉孔教授逝世的消息后，不约而同地道出了各自的心声。
一个普通的教授，为何让那么多人如此思念？
因为，在孔宪涛身上，彰显着一代名师的师德光芒。
“我对你们的要求，就是超过我”
中国工程院王红阳院士是孔宪涛的首批研究生。
在她的记忆中，孔宪涛给他们上的第一课就是刷试管等瓶瓶罐罐。那一课令她终生难忘。
当时，王红阳是个漂亮的姑娘，双手各提一桶25公斤的蒸馏水爬三楼，累得满头大汗。刷试管要刷18遍，其中过酸就要过9遍。
那时她就是想不通，研究生就是学这些吗？但到后来她慢慢明白了导师的一片苦心：“做科研要有动手能力，而动手能力要从刷洗试管开始。”
当时，实验条件非常艰苦，特别是实验试剂非常短缺。为了完成实验，孔宪涛带着学生自己动手制作试剂。有些试剂自制虽不复杂，但非常危险。溴化氰是一种剧毒物质，合成过程中会冒出足以让人猝死的气雾。“我来！”孔宪涛带着防毒面具干开了。当学生们隔着玻璃罩看到毒雾中的导师时，学到的岂止是一个化学反应？
1984年，年轻的王红阳作为第三世界青年科学家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世界免疫学大会。当时全国只有两个名额，王红阳幸运地成了第二军医大学第一个出国的学生。
“没有教授，当年我的课题就没法完成；而没有这个课题成果，就不可能去参加世界免疫学大会。”王红阳至今仍感激万分，她说：“教授让我受益终生的，绝不只是一个课题的学术指导。他用行动而不是用说教让我明白，始终要有民族自尊心，要有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能力。现在，我也这样教育我的学生。”
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是孔宪涛事业的黄金时期。他从一个讲师成为一级教授、双博导（消化内科、临床免疫），并担任中国免疫学会副理事长、全军检验学会主任委员、上海免疫学会理事长等学术职务，获得了“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全军优秀科技工作者”等殊荣。
对这样的名师，学生自然十分敬仰。可孔宪涛却对学生说：“我并不聪明，也不伟大。如果跟着我亦步亦趋，那就完了。我对你们的要求，就是超过我。”
如今，不少学生超过了他。2006年，长征医院血液科主任侯健诊断出华人第一例IgE骨髓瘤，孔宪涛高兴得像个孩子：“太好了！当年我做了成百上千的标本，没有发现，现在你发现了，把华人多发性骨髓瘤的系列补齐了。”
第二军医大学免疫研究所所长、著名免疫学家曹雪涛院士如此评价当年的博导孔宪涛：他在临床免疫学上有重大贡献，当时如果申报院士也是够格的，可惜那时没有这个意识，错过了机会；他有海纳百川的胸怀，让学生站在自己的肩膀上超过自己，培养的学生一个比一个优秀；他的实验室成为人才的摇篮，发挥出很大的辐射作用，人才辐射到科研、临床、教学的各个方面。
现在，曹院士的学生先后出了8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在博导中排全国第一。他说：“在这一点上，我传承了我导师的胸怀，就是让学生超过自己。”
孔宪涛用毕生心血为我国医学免疫学精心培育出一片茂密的“人才森林”，他先后培养了以两名院士为代表的144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和100多名正、副教授。他的学生已遍布海内外，长征医院一半以上的科主任，上海市数十家三甲医院三分之一以上的检验科主任，都是他的学生。
“他每天拖着病体，在实验室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
孔宪涛作为我国最早开展临床免疫学研究的人之一，一次受有关单位委托在长征医院办学习班。然而，有人在看了他的实验室之后连连摇头，更有几个“老检验”公开放言：“我看不起孔宪涛，就那个破实验室。”
在改革开放之初，孔宪涛领衔的检验科就四间小屋子，一台显微镜、一台电泳仪和一些瓶瓶罐罐。
所幸他遇到了一个有远见的知音，那就是当时的院长杨建南。在百废待兴之际，杨院长将检验科改为实验诊断科（教研室），作为医院的科研平台。这是一个划时代之举，在长征医院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于是，被称为细胞CT的流式细胞仪买来了，孔宪涛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他心爱的事业中。
当时孔宪涛一家四口人，住在十来平方米的房子。他头上顶着湿毛巾，耳朵里塞着棉球，双脚泡在一盆凉水里，写东西时，没有桌子，就坐在小凳子上，把膝盖当桌面，或者干脆就趴在床上写。
就是凭着这股劲，孔宪涛带领几位技术人员在几年之内自力更生合成了溴化氰、碘乙酰胺，制成了近20种抗血清，为鉴定M蛋白病打下了物质基础。不到5年，他们制备了50余种新的试剂，完善了球蛋白分子病的诊断技术，其中近20种填补了国内产品空白。
上世纪70年代初，他在翻阅国外《微生物学》杂志时，“免疫”两字频频在他的眼前闪动，他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国内亟待发展的新学科，由此，他毅然决定了自己的终身追求。
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好消息接二连三地从他的实验室传出，首次发现了我国第一例免疫球蛋白轻链病；1980年又发现了我国的第一例γ重链病，1981年还发现了极为罕见的IgA半分子病（全世界只报道5例）。1983年再次发现了一个稀有病种—μ链病，同年他还帮助上海兄弟医院鉴定成功了α重链病。至此，孔宪涛先后在国内首次发现并报道5种免疫球蛋白分子病，并在总结数百例同类疾病的基础上，提出了此类疾病诊断的8个步骤；提出了鉴别M蛋白病良性与恶性的5个要点。这些都是轰动全国并引起世界关注的医学科技新闻，为我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也为我国的医药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国际上赢得了荣誉。
孔宪涛保持持续“创新”的背后，则是由无数成败磨砺而成的对科研的清醒判断，以及一旦目标明确后，几年乃至于数十年的锲而不舍。在辉煌的成就面前，孔宪涛没有止步不前。1981年，他又带领他的学生开始了第二个主攻课题——肝硬化形成机制研究。
经过14年的艰苦攻关，他先后完成了分子免疫学、基因调控等20余项课题的研究，建立了透明质酸、胶原等10种肝纤维化早期指标的检测方法，为慢性肝病、肝纤维化早期和无创伤诊断提供了重要依据，肝纤维化机制和临床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他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军队科技进步奖13项，获得国家专利10余项。
有人曾经问孔宪涛，什么是成功的秘诀，他淡淡一笑说：“我谈不出什么奥妙，只能说点体会就是‘勤奋’。”
“我的时间不多了，就让我多做一点事情吧”
1946年，l4岁的孔宪涛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初中毕业的他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入山东军医学校。他先后在解放战争、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危险，积极参与伤病员救治。28岁时，他又如愿以偿考上了第二军医大学。5年后本科毕业，33岁的他当了外科医生。可好景不长，“文革”期间，他不得不改行到实验诊断室工作。而在一次病毒免疫检测实验中，由于当时缺乏防护条件，破裂的试管割破手指，他不幸感染肝炎，后来转为肝硬化、肝癌。
长期以来，他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始终战斗在工作第一线，忘我地开展教学医研工作。
30余年来，经过孔宪涛呕心沥血的培育，终于使长征医院一个小小的检验室，发展成为一个集科研、教学、检验于一体的闻名于全国的大型实验基地，并成为全军临床免疫中心和全军重点实验室，以及全国指定参考值实验室和上海市靶值实验室，其规模、管理和研究水平达到国内一流。
退休后，他坚持退而不休，一如既往地按时上下班，或指导学生开展科研活动，或审阅修改学生的学术论文，直到最后病重手术。身体稍有恢复，他又马上回到工作岗位。
今年夏天，由于病情恶化，孔宪涛做了第二次的手术。就在手术前一天，他还为全院上了一堂党课。手术后，他不顾身体虚弱，常常与学生探讨学术问题。大家劝阻他，他却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就让我多做一点事情吧！”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孔宪涛把一生的智慧和精力无私奉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就是在他重病期间，也不忘记用自己的身体来教学。
长征医院普外科主任王强回忆起孔老重病期的几个难忘片断，至今仍泪花涟涟。他说，孔老生病的时候，几次手术我都参加了。这时他是个病人，作为一个有医学知识的病人，他把医学上所要反映的问题通过自己的体验反馈给我们，包括一些手术的反应和药物的反应，他把部分药物的副作用在他身上的反应描述得非常准确。“他是用自己真切的感受把患者的实际情况，反馈给一线的医生，让我们更了解患者的真实情况。他是用自己的身体来教学，他说出来的情况要比教科书更接近实际情况，几次治疗他都给我讲这些东西，从没有一句抱怨，只是让我们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好为其他的患者减轻病痛。”
孔宪涛，这个从没有想过在世界上留名的人，却将被这个世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