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角之年，就已开始在下田耕作间隙捧读《三国演义》。弱冠之后，在无锡学前街以教养学，先后进入无锡工业专科学校和苏州美专、无锡国专，得遇名师钱穆、王蘧常、朱东润、钱仲联……而立之年后，主持编选的《历代文选》，成为毛泽东亲自向全党推荐的第一本新中国领导干部文化读本。不惑之年后，开始研究《红楼梦》，筹办红楼梦学会、《红楼梦学刊》，86岁完成集“红学”大成的《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 

    半百之年后，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前一年，提出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术主张。花甲之年后，历时20年，十进新疆，三上帕米尔高原，抵达海拔4900米的红其拉甫和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深入大沙漠，穿越罗布泊，实地考订玄奘取经东归路线，破解了一个千年悬疑的难题。古稀之年后，两度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冯其庸画展”，其画作被誉为“真正的文人画”。耄耋之年，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创办“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将西域学纳入国学研究视野。

        千百年前唐僧取经走的是新疆哪条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究竟生活在什么年代？项羽并不是在乌江自杀的？曹雪芹有着怎样的上代与今生？刘备与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时那雷声何时响起？

        当代著名学人冯其庸先生，不仅在精深的学术上为祖国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拓宽疆域，再造辉煌，还通过对一系列家喻户晓的文化常识进行探究和阐释，为普通民众带来书香扑面的清新享受。 

        冯其庸身上散发着一种内在的和谐：他的学术以西域学为代表，十进新疆，深入大漠，登临帕米尔高原，充满阳刚之气；而他的《红楼梦》研究则是取精用弘，深入人物内心，极具阴柔之美。他的学术研究，条分缕析，逻辑严谨，证据环环相扣，彰显了科学理性的力量；他的诗画，却是热情奔放，意境高远，洋溢出动人的艺术魅力。

        冯其庸先生又与教育有着一生的情缘。在其学术人生中，他既受惠于教育，又奉献于教育。“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会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尽可能多地做一些事，以回报祖国，回报人民。”这就是一代学人冯其庸所作的“人民学术为人民”的宣言。

        冯其庸先生是一位令人景仰的大学者，走近他，体会他，感受他，倾听他，你会发觉，他更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瓜饭楼博物馆”里藏着童年记忆

        1994年，74岁的冯其庸先生离休以后即久居京东郊区，他的书斋名为“瓜饭楼”。启功先生曾到冯其庸家作客，十分欣赏他的藏书和收集的古代文物，不无羡慕地对冯其庸说：“您这栋小楼应该叫‘瓜饭楼博物馆’。”

        那是一栋二层小楼，原有6个书楼，分别收藏戏剧和明清小说（兼做客厅）、各种古董和艺术珍品（兼做画室）、文学作品、线装书和书画作品、西部和敦煌的文献、历史类和红学类书籍。去年又新加盖了一个专门的两层书房，专门存放佛经和其他图书。

        冯其庸说：“‘瓜饭楼’这个命名，是为了纪念我年少时的一段苦难经历。那时最难过的是早秋青黄不接的日子，一大半时间是靠南瓜来养活的。但我家自种的南瓜也常常不够吃，多亏了好邻居邓季方每每采了他家的南瓜送来，才帮助我们勉强度过。我的书斋起名‘瓜饭楼’，我常常画南瓜，都是因为那段日子让我刻骨铭心。”

　　然而，贫困中的冯其庸在躬耕的同时也种下了读书的种子。他说：“我很小就下地干农活了。就是上学期间，也是一边种地一边读书。”在读了近80年书后的今天，冯其庸说：“我的生活就是读书。读书是自我造就、自我成才的唯一道路。”当年，他把仅能借到的《三国演义》颠来倒去地读，读到可以背下来很多回目，甚至至今还能背得出一些。《三国演义》、《水浒》、《古诗源》、《西厢记》等书，培养了他读书的兴趣。

         从名师身上感悟理想的教育

        面对当下流行为学者封“大师”、戴高帽的做法，冯其庸哈哈一笑：“现在有些人称我国学大师，和我的老师、同辈相比，我是不敢称国学大师的。要是将‘大师’理解为‘大学教师’，我倒很符合。”

        教育和学术是冯其庸人生的两大主题，对于师者身份，冯其庸一直极为重视，从没有停止过探索育人方法的脚步。其实，早在青年时期，冯其庸就在一代名师身上早早地体验和感悟到极富理想的教育教学了。

        冯其庸说：“无锡国专的一个特点就是名师多，许多大师级的学者给我们讲课，都有各自的风采。像给我们讲《史记》和杜甫的朱东润先生，他有个习惯，上课先朗诵，声调不高，可是情味很足，讲杜诗时，吟诵的声调每一首都不一样，完全根据诗歌的内容变换节奏，一下子把人带进情境中去了。我直到现在还能想起朱先生当时朗诵的样子。冯振心先生开的课是‘说文’，用《段氏说文》作教材，逐字讲解，我特别感兴趣。这让我以后形成了一种观念，我认为一篇文章，从单个的字到词，到句，到段，到篇，一层一层都要搞明白，有一个环节弄不清楚，文章就会理解不准确。学校还经常请名家作讲座，开阔学生眼界。我听过钱宾四（钱穆）先生的演讲，哎呀，太吸引人了。他讲做学问要从大处着眼，用他的话说叫‘我见其大’，不要一开始做学问就钻牛角尖。这对我影响很大，我以后治学就力图照着去做。在无锡国专，学的具体知识未必很多，你想，王蘧常先生一个学期没讲完一篇《逍遥游》，但他旁征博引，联想比较，给人无穷启迪。我被那些了不起的学者的治学精神所感染，领悟到了他们的治学方法，感到做学问乐趣无边。总之，无锡国专培养了我对做学问的浓厚兴趣，确定了我一生的奋斗方向，使我的眼界和胸襟都大大开阔，这些是我最重要的收获。”

        冯其庸持续一生的学术创新正是源于名家们成功的教育教学。冯其庸说：“刚到中国人民大学时，课很重，运动也多，白天开会，只能晚上备课、看书。我总要把白天耽误的时间找回来，自己规定每天读多少页书，几乎总是工作到夜里两三点才敢睡觉，持续了十多年。当时最重的课是‘中国文学史和作品选’，一周5次。每一篇作品，我一定理解透了才去讲，讲出心得，讲出精彩。《历代文选》就是在这门课的基础上编成的。编这本教材当时一无依傍，从选目到体例都是我定的，教研室的老师分头去注释，我来统稿，然后油印成讲义发给学生。讲义用了好多年，不知怎么后来这本油印教材传到了青年出版社，周振甫先生在那里当编辑，看了说好，又切合社会需要，于是决定出版。我写了一篇长序，叙述中国散文发展脉络，加在前面。毛泽东主席看到这本书，很欣赏，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号召高级干部都来读读。为了讲好课，我还编了一部文学史讲义，从先秦写到明清，六七十万字，下了很大功夫，可惜在‘文革’中丢失了。”80岁以后，即便在病中，即便在深夜一两点钟，冯其庸只要想到什么学术上的问题，也会披衣下床查书、查资料，有时竟干到“东方之既白”。

        读天地间最大一部书

        人们说冯其庸有“西域情结”， 冯其庸坦言：“确实是这样。我从少年时读李颀、岑参等描写西域风光的诗，大为惊异，不由心向往之。几年后又读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这位圣僧以万死不辞的勇气赴西天取经的精神所震撼和感动，所以一提到西域，更是怦然心动。”

        而提到“西域情结”，不得不提的是冯其庸深入实地考察的大气魄。冯其庸做学问讲究“三到”：历史文献典籍到、地下考古发掘文物到、地理实地考察到。“地理实地考察到”很受瞩目，中国传统学术就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冯其庸更是认为：“实地调查和读书一样重要。一有机会我就到全国各地游历，我自称这是读天地间最大的一部大书。”

        在众多的实地考察中，冯其庸最为得意的是十进新疆，深入大漠，终于考察清楚了当年唐玄奘从西天取经东归的路径，还在唐僧进入中国边境处立了碑。谈起八旬老人艰辛的高原沙漠之旅，冯其庸道：“对我来说，乐大于苦。有些苦，我根本没在意。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同行的年轻人有的出现剧烈的高原反应，眼花气喘，有些撑不住，我则基本如常，所以我戏称自己是‘高山族’。尤其我的游历是和学术调查联系在一起的，每有收获，那种喜悦，不可名状，足以抵消一切付出！”

        “为什么我去新疆10次？因为有些学术调查不可能一次完成。玄奘取经东归路线一直弄不准确，没有可靠依据，只能一段一段查，这次走错了，下次再来。1998年，登上明铁盖山口，亲自目验了‘瓦罕古道’路标，搞清楚了公主堡的位置，听到当地流传的一千头羊的故事，按照《大唐西域记》的相关记载，才终于考定了玄奘东归入境的古道。我写了文章，赵朴老知道了，索去在佛学会刊《法音》上发表。去年（注：2005年）还在玄奘东归入境处立了碑。存疑了1000多年的问题一旦豁然朗然，内心充满快乐和幸福感，那真是像《庄子•至乐》所说的‘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

　　坚守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巴金说：“冰心是‘五四’文学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我却只是这运动的产儿。”当人们享受每一个历史转折所带来的美好生活时，就更加感念呼唤这些先驱们。

        回想起30年前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冯其庸就曾是那先驱行列中的一位。正是那场讨论明确了使我们今天繁荣、和谐发展的科学论断。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那个历史转折的标志。“五四”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真理标准大讨论”则为改革开放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在1978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冯其庸《红楼梦》研究学术专著《论庚辰本》中，冯其庸在该书第91页上总结性地写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不能有第二个标准。”文后的附记中，冯其庸注明：“1977年5月20日开始动笔，7月23日凌晨在庆祝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的狂欢声中写毕。”这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独立写下的中国当代思想史。

        冯其庸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率先独立地提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既与他大无畏的政治勇气有关，更与他多年来坚持实事求是、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态度有关。

        冯其庸提倡的治学“三到”精神在实践中实现了统一。作为著名的红学家，他说：“在《红楼梦》研究中，每遇到问题，不管能不能查到，我都要实地去调查。一个是作地面调查，即历史遗存、实物调查；另外一个是书本文献的核查。”坚持文献研究与地面调查、地下发掘相结合的学术道路，是冯其庸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的学术原则。他以《红楼梦》文本研究为例说：“研究《红楼梦》，不研究原始抄本，是很难有深刻认识的。我后来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把13种红楼梦抄本一句一句对照着排列出来，共30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的。我用排列的校法，同一句子这个本子这样，那个本子那样，怎么慢慢变化的，逐一排列。所以你要看13种早期抄本字句的变化，就一清二楚了。”

        用“三到”的方法，冯其庸匡正了古今许多常识性的谬误。如项羽历史传说一直都是“自刎于乌江”，也有人提出过不同观点，但论据不足，难以服人。冯其庸在20多年里多次前往实地考察，结合历史文献终于搞清了项羽死于东城的历史事实，并对历史谬误产生的原因作出了确实的论证。

        “做学问一定要看到宇宙之大之久，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正像杜甫诗中所说的：‘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我虽然已经虚龄84，身体多病，做不了太多了，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会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尽可能多地做一些事，以回报祖国，回报人民。”这就是一代学人冯其庸在84岁高龄时所作的“人民学术为人民”的宣言。他很赞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的警语：“立学为民，治学报国”，并亲笔书赠引以为同道。

        端正路子夯实基础集红学之大成

        冯其庸最富盛名的学术成果是《红楼梦》研究。在近40个年头的研究中，冯其庸著有《解梦集》、《梦边集》、《漱石集》、《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等红学专著30余种。他对《红楼梦》研究的独特贡献是：路子正，基础实，集大成。

        冯其庸的研究是建立在对《红楼梦》文本的校勘和发掘整理基础上的，他坚持首先搞清楚《红楼梦》小说的本来面目，《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是他近年来对《红楼梦》文本研究的全面总结。2009年初，他出版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更是把目前发现的多达13种版本脂砚斋评本全面地汇集在一起。这一基础性工作，使学术界有了一个红学研究的资料宝库。

        在《红楼梦》研究中，文本和作者的身世研究是基础。《红楼梦》传抄文本繁多复杂，作者本身的材料极少，而有关作者家世的资料又极丰富，而且不少新的重要资料，都是冯其庸亲自发掘出来的。冯其庸科学严谨的研究为这两项工作作出了集大成的贡献。冯其庸强调：“作品研究，离不开‘知人论世’，《红楼梦》是以曹雪芹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开描写的，当然就更需要弄清作者家世，否则，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深入下去。”但《红楼梦》作者的生平资料一直不多，冯其庸通过他独特的“三到”研究，确认了《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的真实可靠，加上他亲自发现的两篇《曹玺传》、辽阳三碑等重要资料，基本理清了曹雪芹的家谱身世。

        冯其庸对《红楼梦》的研究不是东鳞西爪的，而是完整的、系统的，无论是他对曹氏家族的谱系研究，还是他对《红楼梦》小说版本和脂砚斋评本的研究，以及他对《红楼梦》时代背景、艺术思想的研究，都十分完整，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科学系统的高起点。

        对于冯其庸这位“红学”大家，冯其庸的学生、人大国学院副院长叶君远如此评价：“冯老参与创建了红楼梦研究所和红学会，参与创办了《红楼梦学刊》并且坚持发行了100多期，在凝聚红学研究队伍、推动红学研究的深入和普及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志立天地心系民生的赤子情怀

        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曾有四句话遗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正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理想的写照。这种理想用冯其庸的话说即是：“昔宗子云：‘名心一点，如佛家舍利，虽劫火猛烈，烧之犹不去也。’予岂敢‘名心’，唯‘学心’一点而已。予少读玄奘法师传，遂仰之为师，虽万劫而不灭求学求真之心也。”这样的为学与为人理念，冯其庸一生坚持践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这份赤子情怀，冯其庸永志不忘。

        2005年9月，冯其庸和季羡林先生联名上书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提出“建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中国西部文化历史语言民俗艺术方面的研究，其中特别是西域中古时期的多种语言，急需培养人才继承下去，以应国家将来不时之需”。冯其庸说：“我们的报告上去不到10天，当时我还在新疆考察途中，胡总书记和温总理就批示，并要求教育部和财政部大力支持。”

        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消息传来，在病榻上的冯其庸时时关注着电视新闻，一连多日，强撑起老病之身，创作了数十幅书画作品捐赠中国红十字会。

        冯其庸诗云：“老去种瓜只是痴，枝枝叶叶尽相思。瓜红叶老人何在？六十年前乞食时。”诗中那份悲悯情怀是系于大众的。

        2009年岁末，87岁高龄的冯其庸先生应邀出任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几乎同时，在冯其庸先生的家乡无锡，冯其庸学术馆也正式奠基兴建了。最近，这位著作等身的文化老人，正着手完成他那多达30多卷的《冯其庸文集》，继续书写他的学术传奇……

        ■冯说：
　　•现在有些人称我国学大师，和我的老师、同辈相比，我是不敢称国学大师的。要是将“大师”理解为“大学教师”，我倒很符合。
　　•我的生活就是读书。读书是自我造就、自我成才的唯一道路。
　　•做学问一定要看到宇宙之大之久，认识到自己的渺小。
　　•实地调查和读书一样重要。一有机会我就到全国各地游历，我自称这是读天地间最大的一部大书。
　　•我的游历是和学术调查联系在一起的，每有收获，那种喜悦，不可名状，足以抵消一切付出！
　　•昔宗子云：“名心一点，如佛家舍利，虽劫火猛烈，烧之犹不去也。”予岂敢“名心”，唯“学心”一点而已。予少读玄奘法师传，遂仰之为师，虽万劫而不灭求学求真之心也。
•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会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尽可能多地做一些事，以回报祖国，回报人民。

　　他的人生

        【经历】
　　名迟，字其庸，号宽堂。江苏无锡县前洲镇人。
　　1924年2月生。家贫困，幼年失学，在家种地，小学、中学均未能毕业。抗战胜利后考入苏州美专，两月后又因贫失学。
　　1948年，毕业于无锡国专。在校期间，受教于王蘧常、唐文治、朱东润、钱宾四等先生，曾参加地下革命工作。
　　1949年4月23日，入伍。5月，在苏南行署工作。
　　1950年，任教于无锡市第一女中。
　　1954年，调北京，历任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
　　1975年，国务院文化组成立红楼梦校订组，任副组长，主管校注业务，前后7年，1982年出书。
　　1980年、1981年至1982年，两度赴美在斯坦福、哈佛、耶鲁、伯克利等大学讲学。获富布赖特基金会荣誉学术证状。
　　1984年12月，由国务院、外交部、文化部派往苏联鉴定列宁格勒藏本《石头记》，任组长，达成两国联合出书协议。后又历访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作学术讲演，均获高度评价。
　　1986年，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1996年，应邀访问德国、法国，并在柏林和巴黎考察两国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
　　1996年11月，离休。
　　1998年5月25日至5月30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冯其庸书画展”。
　　1998年8月，以76岁高龄，第二次上帕米尔高原，于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发现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此古道为玄奘回国以后1355年来第一次被发现。冯其庸的这一发现，轰动了中外学术界。
　　2005年，受聘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
　　2009年，受聘任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

        【职务】
　　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汉画学会名誉会长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红楼梦学刊》名誉主编
　　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名誉院长
　　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

        【研究领域】
        冯其庸以研究《红楼梦》著名于世。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梦边集》、《漱石集》、《秋风集》等专著30余种，并主编《红楼梦》新校注本、《红楼梦大词典》、《中华艺术百科大辞典》《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敝帚集：冯其庸论红楼梦》等书。

　　他还在研究中国文化史，古代文学史、戏曲史、艺术史等方面做出了成就。近十多年，着重研究中国大西部的历史文化艺术，著有考证丝绸之路和玄奘取经之路的大型摄影图册《瀚海劫尘》。冯其庸还擅长书法和绘画，其画作被誉为“真正的文人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