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998年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庆典上宣布启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计划”(俗称“985”计划)算起，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一批中国最好的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已经不懈奋斗了15年。15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顶尖大学的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5年前，中国最好的大学在世界大学之林中不过徘徊在200名左右，15年后，北京大学已经比较稳定地位于40多名，清华大学约在50名左右；15年前，在尖端学科中，北大、清华还不足以与世界上最好的学科进行对话，15年后，北大已有18个学科进入全球研究机构的前1%，其中化学等5个学科已经进入到全球前1‰。

　　回顾15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在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上，我们曾经有过几个阶段的认识：

　　第一个阶段是研究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什么？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人们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特别是量化的标准更是难以界定清楚。实际上，一所大学究竟是不是世界一流大学更多地体现为专业和非专业人士心中的一个模糊性评价，尽管这种主观性评价是建立在一系列客观性事实基础之上的。

　　既然标准难以界定，于是进入到第二阶段：先不纠缠标准问题，就按照目前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如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的样子，从眼前的工作开始干起，边干边学，边建设边摸索。

首先，几乎所有的人一致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要有钱。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顶尖大学，都拥有数百亿美元的基金会，每年的办学经费高达几十亿美元。即使是香港的大学，办学经费也达到了几十亿港币。相比之下，北大、清华每年从中央财政获得的拨款只有一亿多人民币，维持运转尚显困难，遑论建设和发展了。幸运的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在21世纪初期的飞速发展，办学经费是最早得到解决的问题。在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强有力的支持下，今天，北大、清华的年度经费也达到了几十亿元人民币。虽然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而且使用并不合理，但总算是走过了勒紧裤腰带的阶段了。

　　有了一点钱之后，大家发现，光有钱是办不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正如暴发户不等于贵族一样。中国大学如果想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俱乐部，手里必须要有一点“硬通货”。这些“硬通货”是什么呢？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学科建设。起初，我们对学科建设的理解是狭隘的，认为学科建设等同于学术论文——尤其是国际期刊的论文——的发表数量。在这一办学思想指引下，几乎中国每一所大学都陷入了类似于“GDP崇拜”的“SCI崇拜”之中。通过改变教师聘用、晋升和待遇标准，以及要求研究生和博士后只有发表论文才能毕业或者出站等一系列措施，依靠高强度的“人海战术”，中国迅速成为学术论文发表的大国，一度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与此同时，每一位大学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学生都变成了患有“SCI饥渴症”的发文机器。然而，当我们实现了这一目标的时候，原本以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却并没有得到想象之中的尊重。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对于学术成就的评价，不仅要看论文发表的数量，更重要的在于质量，也就是论文的重要程度和引用频次。论文虽然被发表了，但不能给同行以启发，别人当然不会引用，自然没有什么影响力。这远非资源投入和行政命令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国际科技论文平均引用率这一标杆面前，中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未来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目前，北大等一些大学已经不再重视论文的发表数量，而是鼓励教授去潜心研究更具影响力的重要问题。

　　与学科建设并行的是人才队伍建设，这是比较公认的另一个抓手。如果一所大学能够拥有一批在国际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大师”，自然可以被认为是世界一流大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一个办法是内部培养，但速度太慢，还容易导致近亲繁殖问题，将来培养出来还不见得就一定会留在你这里。因此，大学普遍采用了第二个办法：外部引进。然而，引进谈何容易。起初，中国的一些大学用高薪从国际上聘请了一些名教授。但这些人要么只是利用假期在中国进行短暂的停留，要么年事已高，已经无法对大学的发展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其科研成果也不会计入大学名下。除了营造一些虚假的自欺欺人的名声之外，这种方式至多只起到了让国内同行开阔眼界的作用，但付出代价不菲。因此，近年来，这些大学也逐步放弃了这一类的表面文章。实际上，世界一流大学关于人才的竞争极为激烈。“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世界上顶尖的高手就那么多人，每一所大学都在以各种优厚的条件吸引最好的教授，如果你不能满足他(她)们的要求，又怎么可能指望他(她)会加入你的行列呢？反过来，如果他(她)们愿意到你这里工作，当然也就证明了你的实力。大学的发展与进步，最主要的体现就是能否把某一领域的最顶尖的人才吸引进来。这其中不仅仅是金钱的力量，还有环境和氛围等一系列因素。同时，还要想方设法不让自己的人才被别人挖走。这是更加困难的挑战了。

　　近年来，在和世界一流大学的比较中，我们发现，除了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之外，他们普遍对本科人才培养极为重视。坦率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走了不少弯路。起初，大家被“研究型大学”这个名词所吸引。的确，哈佛大学、耶鲁大学、MIT等等，几乎所有的世界一流大学全部是研究型大学，拥有强大的研究生院，研究生数量超过本科生数量。我们由此推导出一个逻辑：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强大的研究生院＝研究生数量多于本科生数量。在这一办学思想指引下，近十年来，中国各大学的研究生招生数量呈几何规模增长，有些大学的研究生数量已经达到了本科生数量的两倍之多。然而，研究生数量的急剧增长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大学的进步，反而因为资源紧张、空间有限而引发了诸多问题，特别是由于教授并没有足够的精力指导如此规模的研究生，由此导致学生培养质量和科研水准出现双重下降。

在第二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大学极其清晰的科研导向和研究生导向，导致大学的本科生教育普遍处于不受重视的状态。特别是本科生教学，呈现出下滑速度加快的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简单。大学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投入、发展方向、影响大学内部人的行动因素，全部集中到了那些可以为大学带来短期显著效应的项目上，而这些和本科生教学统统没有直接关系。大学的本科生教学之所以尚能维持，首先是因为这是大学存在的理由，不得不维持；其次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大，优秀学生相对较多，他们的自学能力普遍比较强；最后一个原因是大学里还有一批有良心的教授。他们热爱学生，能够认真开展教学，但显然他们已经不再是大学的主流。尽管一些大学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例如北大通过“小班教学”方式提高本科生培养质量——但总体来说，中国大学对本科生教学依然并不重视。这也许会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

　　其实，中国大学在发展过程中的上述问题——特别是一些诸如教学和科研、本科生和研究生等等的重要关系——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中都曾经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出现过，有些斗争还非常激烈。例如，以“芝加哥学派”蜚声世界的芝加哥大学，在20世纪20、30年代曾经就学校的发展方向究竟是科研是第一位的还是教学是第一位的问题产生过严重的分歧。争论的结果是确立了芝加哥大学独具特色的特征：教学。芝加哥大学由此变成了一所“TeachingUniversity”。20世纪40年代，在究竟是本科生是第一位的还是研究生是第一位的问题上，也曾爆发过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在芝加哥大学，本科生教学的地位至高无上。学校必须把资源投入的中心放在本科生教学，特别是本科一二年级的“通识教育”上。由此奠定了芝加哥大学本科教育傲视群雄的地位。

　　重视本科生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文件和号召上，必须有切切实实的投入。我认为，中国大学之所以不重视本科生教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对本科生教学的投入没有立竿见影的显示度。在大学行政化倾向严重的当代中国，这一因素可能显得更加突出。在科研上投入一千万资金，可能很快能够产生出实验结果；在人才引进上投入一千万资金，也许可以吸引一个大牌教授；花一千万买一套设备，设备是可以看得见的；可是，将一千万资金投入到本科生教学上，能看到什么呢？也许当下什么也看不到。每一任大学校长都希望在任期内有一些进步，但本科生教学的效应却往往要等到20年之后才能看到，这也许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大学对本科生教学持续投入的热情。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在本科生教学上还不太会投入。钱也许有，但是不敢花，也不会花。不敢花的原因是无法监控花钱之后的结果。比如，为了提高教师对教学的积极性，也许应当提高授课津贴。可是提高津贴之后，就能够保证教师一定会增加教学投入吗？如何评估教师是否增加了教学投入呢？很可能的结果是，授课津贴提高了，但教学效果并不显著。因此，决策者在决定是否提高授课津贴时就会非常犹豫，因为他将来可能会面临审计等一系列问题——钱是不是花在了应该花的地方。除了不敢花之外，我们还不太会花钱。科研经费可以用来购买设备——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误区——但教学经费除了给教师发放授课津贴，还能怎么花呢？按照现行资金管理体制的规定，可以用于劳务的人头费比例极低。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本科生教学投入量可能是难以想象的。例如，世界一流大学通行的“小班教学”模式就是耗费资金巨大的项目。因为每一个小班都要配备相应的教师和助教，人力消耗极大。这个项目说起来容易，真正要持续做起来必须依赖强大的资源支撑，并非每一所大学说做就可以做到的。芝加哥大学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为本科学院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配备的教授超过了130人。我在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全美最顶尖的艺术院校之一——访问时，发现媒体学院的教室很有特点。学校教务长告诉我，这里所有的教室都是世界电影史上一些经典背景的再现，可以在学生创作作品时提供很多便利；摄影棚里的通风效果极好，但一丁点儿声音都没有，仅此一项就耗费了数百万美元；摄影棚的地面是激光找平的，因此不需要再单独使用滑轨；所有教室都用隔音效果极佳的玻璃隔开，目的是让别人可以看见你在做什么——因为现代电影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从其他团队的活动中汲取灵感。所有这些富于针对性的设计都额外花费了哥伦比亚学院的巨额资金。其结果是，该学院的学生在艺术人才市场上供不应求，地位和薪水很高，而且学生在没有毕业时就可以获得美国艺术界的大奖——格莱美奖。       

　　走过了15年的道路，现在也许我们开始进入到第三阶段：回归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培养全球领袖人才。我们应当能够认识到，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问题上，没有什么投机取巧的捷径好走，只能去做应该做而且必须要做的事情。沿着这条路扎扎实实地一步一步埋头走下去，也许有一天，当我们已经忘记了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当我们偶尔抬头擦擦汗的时候，可能会突然发现，我们已经被认为是世界一流大学了。真希望那一天能够早一些到来。